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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当私募基金管理人失联，投资人往往立刻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，基金销售和基金经理基本上在同一时间面临相同的状况，不是失联就是同样联系不上管理人的实控人（潜逃或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），无法掌握基金真实运作情况……此时，找到同一基金的其他投资人，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会议并形成集体行动力量是突破困局的关键。

　　基金项目一旦暴雷，投资人很快会发现一个被反复验证的现实：真正困难的，并不是“要不要维权”，而是“人在哪里”。在信息披露失效、管理人失联的情况下，单个投资人几乎无法判断自己究竟是不是个案，也无法确认是否存在同一基金、同一批次、同一风险结构下的其他投资人。能否召集同案投资人，直接决定了后续行动是零散应对，还是形成合力。

　　然而，从法律制度与实践运行的角度看，这一看似基础的问题，并非简单的联络或动员，而是同时受到信息披露规则、个人信息保护与金融监管制度多重约束的复杂议题。

　　依据《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》的相关规定，基金管理人承担的是向投资者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但并不负有向投资者披露其他投资人身份、出资情况的法定义务，投资人之间在制度设计上即被相互隔离。

　　在项目暴雷后，管理人失联、消极配合或拒绝披露信息的情形并不少见，原本有限的信息通道随之失效，投资人难以通过管理人这一核心节点获取任何有效线、个人信息保护的外部约束

　　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对个人信息的收集、使用和传播设置了严格边界，即便在维权场景下，也难以通过非程序化方式集中或共享投资人信息，这进一步加剧了同案投资人识别的难度。

　　现行法律并未赋予单个投资人调取完整投资人名册的直接权利，这使得“找齐人”在制度层面本就不可行。

　　一旦召集行为越过个人信息保护或商业秘密边界，不仅可能导致证据无效，还可能引发新的法律风险，反而不利于后续权利主张。

　　可行的召集路径，并非绕开制度，而是对基金运行中既存的托管、销售等法律关系进行合法利用。

　　在托管型基金中，托管人并非单纯承担账户管理职能。根据《证券投资基金法》第36条、第37条的规定，托管人负有基金财产保管、资金监督及合规核查义务

　　要求管理人依法提供与基金财产状况、投资运作相关的资料；当管理人无法履行该义务时，托管人往往成为少数仍能提供客观信息线索的主体之一。需要强调的是，该路径的功能并非直接获取完整投资人名单，而是为后续识别同案投资人范围、厘清资金结构提供合法的信息基础。

　　在大量暴雷基金项目中，产品募集并非通过管理人直接完成，而是经由银行、第三方理财机构或财富管理平台进行销售

　　这一制度安排，使销售渠道在客观上成为投资人信息高度集中的节点。实践中，可从已知投资人的认购路径入手，逆向梳理其接触的销售人员、销售批次与产品版本，在合法沟通的前提下，逐步锁定同一基金或同一募集阶段内的其他投资人，从而形成相对完整的同案投资人网络。

　　只有在明确法律边界与行动目标的前提下，对社群中的信息进行核实、分类与整理，明确不同路径所对应的法律后果，才能使线上聚集真正转化为有序行动的基础条件。社群本身并不构成解决方案，其价值仅在于为后续合法行动提供初步的组织与信息支撑。

　　应避免以维权名义收取费用、承诺结果或组织资金运作，以免引发新的法律风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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